实在主义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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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的核心问题

一、本体论与认识论部分

  1. 实在，就是以时间 t 为自变量的微分 df(t) ，微分累积为积分 ∫f(t)dt ，也就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不是实在，而是过去实在的累积。
  2. 个人神经系统的实在的累积，也就是对实在的能动反映，构成了附属于个体的精神世界。这种能动反映首先体现在对实在的记忆，我们方能感知到实在的变化，催生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构成了认识实在的基础——现象，其次体现在对现象的认识，包括对现象的意向 ∫fa, b, ...(t)dt 以及对客体的知识 fa, b, ...(t) ，最后体现在对实在的预测 dfa, b, ...(t) 以及根据预测给出的反应。
  3. 我们无法直接从实在得到认识，只有经验到实在，也就是在实在转变为现象之后，才能进行认识。套用数学的概念，即我们只能从积分求解函数，而无法从微分逆向求解。我们的认识能力是生而有之的，并且是无条件的，有些我们能够觉察到，有些则不能，也就有了意识与潜意识之分。我们首先存在着，而后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4. 有两类客体可供认识，一类是形而下客体，对应物质世界，体现在外界对神经系统的刺激；另一类是形而上客体，其本质是能动性，体现在神经系统的环路。冯友兰提到“哲学最终不得不思索在逻辑上不可能成为人思考的对象”，认为人的思考不可能包含“万有的总体”，因为人无法思考“思考着的自己”。但实际上，包括“思考着的自己”在内的“万物”都是过去的实在，是客体的范畴，是可以被思考的，而实际进行思考的自己是实在的范畴，与其他实在一样，都是无法思考的。
  5. 有两类客体，就会有两种情况。对形而下客体的认识属于科学，是真理的领域；对形而上客体的认识属于哲学，是价值的领域。形而下客体虽然对应于不依赖意识的物质世界，但其本质是形而上的，因为客体这一概念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能动性，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什么哲学是先于科学的。

二、存在主义部分

  1. 存在，指人的实在，就是能动的能动性，可称为超越性。
  2. 主体，指自我意识，就是能动性的总和。存在先于主体，人在存在中自觉地认识到客体的能动与否，能动性所内含的统一性催生了自我意识。存在有意识，能够反思和选择，具有可能性；主体本质上是客体，主体无意识，固定不变，主体的变化依赖于超越性的存在。存在就是静态的能动性与动态的超越性之和，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真理与价值之和，而价值，本质上就是超越真理基础的上层建筑。
  3. 自由，就是对不自由的超越。不自由来自于自由，自我在设定自身的同时设定了非我，自由是附属于主体的概念，存在是无所谓自由与否的。纯粹的主体就是超越性，因为不断扩张的能动性是自我意识产生的基础。显然，不断扩张的能动性会遇到一个接一个的矛盾，自然会感到不自由，从这个角度讲，主体虽然是自由的产物，但生来不自由。自我与非我统一，一方面是讲自我追求对非我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暗示了自我与非我本就是一体的，其本质都是客体，这种统一当然也只能是精神层面的统一。
  4. 自我对非我的统一不仅作用于形而下客体，更作用于形而上客体。一方面是自我，在统一自我的过程中，矛盾的两面和解决矛盾的存在，自然构成了诸如“本我、超我、自我”这样的三分人格，从超我的角度看待本我，自然会感到罪恶甚至原罪。另一方面是他人，人是社会动物，这体现在他人可以成为自我能动性的一部分，自我也可以成为他人能动性的一部分，自我就是这样在统一他人和被他人统一的情况下存在着。海明威有句话非常形象：“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5. 我们又时常感到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认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这深刻体现了哲学与科学的不同。科学研究的是不同精神世界中统一的部分，其他人就算不去研究科学，也可以使用科学家发现的定理，也正因此，科学的发展可看作是螺旋上升的。哲学是属于每个人的事业，哲学研究的是整个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是附属于自我的，是充满个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认识，虽然我们能够使用语言或艺术进行一定的交流，但能够被表达的只是一部分，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是日常语言存在模糊不清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科学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展，但哲学只能指出大概的方向，人唯有自渡。科学是历史的，哲学是现实的。

三、哲学与形而上学

  1. 哲学与科学另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哲学是动态的。与其说哲学是研究能动性的学问，不如说哲学是超越性累积的结果。哲学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要成为谁”。按冯友兰所说，哲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西方哲学由“正的方法”占统治地位，印度哲学由“负的方法”占统治地位，中国哲学两者兼而有之取其中。西方哲学讲超越，其核心是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印度哲学讲批判，将主体解构至虚无，在拒斥超越性的同时也拒斥了矛盾，其核心是超脱轮回的阿特曼；中国哲学讲修行，其核心是“内圣外王”的圣人。
  2. 现代学者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划分领域，筑起高台，花费大量精力研究前人的哲学著作，但哲学不是这样做的，用做哲学史的方法做哲学只能是南辕北辙。对哲学来讲，个性和体系性是首要的，正确性倒是其次。关于个性，典型的方法有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儒家的“明明德”等，这一步就足以将大部分人拦在门外。托尔斯泰有段话非常正确，“凡是人，都是一部分依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依照别人的思想生活，这就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人本能地追求更大的能动性，当一个人将自己的能动性与上帝或群体进行比较时，自然会发现自我的匮乏，继而做出皈依上帝或称为乌合之众一员的决定就不足为奇了。一个人仅根据和他人统一的部分而存在，就是所谓非本真的存在。关于体系性，就需要研究哲学史了，但也仅需将重点放在哲学史，系统研究哲学家著作的是哲学史家，从体系性的角度看，哲学是且仅是哲学史。对人生进行系统反思形成个性，再浓缩统一到哲学史的层次和篇幅，能够立起来算入门，能将哲学史全部融会贯通进自己的体系才算大成。
  3. 形而上学是哲学形成核心后的产物，哲学本身是无核心的。西方形而上学的上帝就是将超越性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再没有能够超越其上的存在。形而上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西方形而上学是从对形而下客体的认识开始的，而宗教是直接从形而上客体的认识开始的，但二者最终的核心是一致的，就算没有宗教，在西方形而上学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也会形成宗教，印度形而上学则就是脱胎于宗教。形而上学是否会成为宗教，决定权不在哲学家，而在大众，除非每个人都能拥有真正独立的思想，那宗教的诞生就是无法避免的，形而上学是能动性的高峰，大众对其臣服是自然的。中国形而上学是离宗教最远的，富于暗示和留白，在“玄而又玄”的情况下依旧无法避免形成“名教”。
  4. 哲学起源于对形而上学的否定，但只有发展出自己的形而上学才算是一个哲学家。哲学需要的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四、哲学史浅谈

  1. 对于西方哲学，科学诞生后的近代哲学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分析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保罗、经院哲学如出一辙。康德和柏拉图都形成了统一的体系，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都在统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确立形而上学的核心，马克思和保罗都在形而上学走向大众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分析哲学和经院哲学都已明确将科学和信仰作为其核心，不再批判而是进一步追求对语言的澄清和论证的完善。近代哲学的发展可概括为“将上帝拉下神坛并将科学送上神坛”，这就是理性的本质。但最根本的不是信仰谁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信仰的问题，这是现代哲学要解决的问题。
  2. 需要指出，科学的诞生并不依赖西方形而上学，而是西方哲学。哲学是由于人经验到某种存在而引起的，不同的环境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哲学。西方哲学诞生于海洋贸易国家，天文和数学是其之本，发展出科学是顺其自然的，西方形而上学在科学起初的发展中反而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流也源于二者的经历不同，近代最讲“正的方法”的是日耳曼民族，最终走向极端发展为纳粹主义，二战带来的巨大创伤使欧陆开始使用“负的方法”，而英美在二战时期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继续发展“正的方法”研究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等派别也是自然的。
  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辩证法，虽然否定了形而上学式的对形而下客体的认识，但没有摆脱对形而上客体的形而上学式的认识。马哲中的人是符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追求彼岸世界的存在，马克思片面地将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共产主义的，另一类是非共产主义的，并断言随着历史发展，世界终将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天下，世界终将会被科学带来的生产力解放，轻易就能看出其形式与基督教是一致的。
    1. 人的确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个总和不是朴素的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的总和，有着相似社会关系的人可能十分不同，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马克思会说这种不同只是价值的不同，而非真理的不同，但如果马克思不看重价值的不同，那为什么马克思又想要改变世界呢？既然社会的进步是真理性的，那他为什么要推动其发展呢？进一步讲，每个人都会死，这是真理性的，但借用加缪的一句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为什么不自杀呢？显然，价值的问题并非没有意义。马克思用一种价值否定其他价值，这就是宗教的本质。关于仅真理性存在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只需要看看人工智能就知道了。
    2. 马克思断言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取决于生产力的进步，依据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一方面，上层建筑本就是对经济基础的超越，这种超越不只有“正的方法”，还有“负的方法”，现代资本主义引入了不少“负的方法”，也有些国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另一方面，马克思所述的社会进步仅是量的进步，天使亦有等级划分，孙悟空也不满足做弼马温，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纷争擂台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取决于哲学的进步，且不仅是哲学史的进步，更是社会中每个人哲学水平的进步，否则社会将会倒退。
    3. 依据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确立了人对人的剥削。但剩余价值是否产生剥削并不是质的问题，而是量的问题。劳务制确实占有了剩余价值，但劳动首先需要有价值才会有剩余价值，自然界中的捕食者可不是每次付出劳动都有价值的。阶级的本质来源是人与人能动性的不同，阶级的产生是无法避免的，在“哲学家王”都无法轻易实现的现在，“哲学家民”确是天方夜谭了，认为只需信仰上帝就能上天堂从来都只是西方的一厢情愿。所以，不是剩余价值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哪些剩余价值合法的问题，是一个人所占据的剩余价值是否符合他所具备的能动性的问题，是一个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决定哪些剩余价值合法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货币的价值是由国家所有成员一同担保的，却可以被私人彻底占有，这是问题的根源。
  4. 承担现代西方哲学任务的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与文艺复兴有不少共性，都关注人的存在，但其努力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体框架下无疑是失败的。无论是叔本华或尼采，还是海德格尔、萨特或加缪，在运用“负的方法”消解主体时，无一例外都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并将“我反抗故我在”的“操心”的存在作为最终的交代。西方哲学运用“负的方法”，批判到最后留下的是运用“正的方法”的“自为的存在”，陷入循环的同时也宣告了西方语境下的形而上学的死亡。这一任务由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所继承。
  5. 印度哲学是“负的方法”占据统治地位，也发展出了独特的形而上学。但“负的方法”只能为辅，因为一个人能够在思想上否定主体的存在，但却无法否定存在本身，“我思故我在”，就算一个人真的体会到了一切皆空，也依旧还是需要生活，不可能达到不思不食的状态，最终只能成为一时的神秘主义。况且“落后就会挨打”，“负的方法”在与“正的方法”斗争的过程中不可能获得长久的优势。
  6. 中国哲学避免走向极端，在“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平衡，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禅宗脱胎于佛教，但与印度苦行僧式的禁欲相比，中国更看重修禅，而最好的修禅便是尽力做眼前当做的事，而无所用心。道教受佛教影响，也有着道家推崇“负的方法”的传统，但道教的修行也不是苦行僧式的，两种方法最终平衡在了养生修仙。儒家讲究格物致知，但也讲“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中国哲学的确是道德哲学，但在对形而下客体的认识被科学占据的现代，哲学所需研究的也正是道德，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并没有发展出道德哲学，这是中国哲学的优势。在现代也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与印度在尝试寻找两种方法的平衡时遇到的诸多问题，就像中国人民在近代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代价才完成了对科学的吸收一样，社会是有惯性的，让社会转向可不是说说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回到儒家的时代，只是说我们在变革的时代占有优势。

五、实在主义

  1. 纯粹的形而上学就是反形而上学，其只有一条真理：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这便是实在主义的核心。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但实际上，日损和日益都是为道，“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在“对不变的否定”这个角度上是统一的。既要寻找彼岸，但在发现彼岸之后就要早早地离开，因为寻找才是真正的彼岸，追求不变的那个变才是真正的不变，这就是冯友兰所谓的“天地境界”，既是现世的，又是彼岸的。